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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时机稍纵即逝，一方面是全国投来的目光，另一方面是少见的战略窗口，红军必须竭尽所能争取到最大的战果，才能在后续的战争中继续占据主动。
至于仓促发动战争所带来的问题，土共这边也早有预料，冒险归冒险，若是完全没底的话，红军也不会突然下手。
与外界的普遍印象不同的是，土共对于关中的影响力其实已然不低，所以从8月底张汉卿服软开始，转入明面的土共工作组，其攻略速度就直接踏上了快车道，而红军接受凤翔、潼关两地还只是其中较为关键的一步而已。
除了东西两处县城之外，伍翔宇没有从张汉卿手中要求任何一座城池，只因为对于现在的土共而言，城里的那点税收已经算不得什么了，农村的粮食才是关键。
早在33年初，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作战结束之后，土共就开始有规模有组织地派出工作队深入山区周边的平原地带，开展减租减息乃至土改运动，至于其他的民间活动那就更早了。
虽说这些略有出格的举动，多多少少会触及到张汉卿和杨虎承敏感的神经，但在红军武力的威慑之下，两边仅仅只是爆发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冲突，并未出现大规模抵触的情况。
当然，这里主要也是土共主动承担了相应地区的粮税，而且之前持续数年的关中大旱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农村结构。
加之东北军这头过江龙在关中的根基太浅，无论土不土改，张汉卿能收到的粮食和税收都相当有限，所以也乐得见到那些本地人吃亏，甚至为了能免费拿到更多的军粮，还不惜出手帮忙看住颇有怨言的17路军。
根据关中一带的地方志记载，明清之际这里的土地普遍固化，极少有大规模兼并的情况，所以小农经济占的比例较大，甚至还有“三年大灾无饥荒”的评价。
然后自从清末民间力量将鸦片种植引入陕省以来，原本富庶的关中大地种粮面积锐减，余粮储备也随之大幅降低，较之以前“且不足十一”。
鸦片，兵灾和大旱，多种因素综合下来，造成从29年开始了一场空前饥荒，使得整个关中都笼罩在了饥饿和死亡的气息当中。
很多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逃荒，原本还只是穷乡僻壤的陕南，在关中大旱之年，却往往能够获得少有的丰收，于是大量人口进入秦岭腹地，粗略统计下来，这几年由关中迁往陕南的人口数大约有百万之数。
限于早期力量的薄弱，土共没能在第一时间介入关中，只是在陕南和陕北分别建立了早期的根据地，同时有组织地收拢人口，扩充军队乃至发展教育。
穆虎三和刘之丹都是挺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刻，方才给中央攒下了足够的资本，让红军在打赢湘鄂赣会战之后，顺利进入陕甘川开辟更大的北方根据地。
32年底，中央红军在陕南站稳脚跟，随即便将目光转向了关中大地，明面上土共走的是与杨虎承和张汉卿的上层路线，而暗地里，凭借先前从关中吸收的人力，土共还以多种方式介入到了农村基层政权当中。
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当旱灾持续到31年的时候，关中的气候终于开始恢复正常，庄稼也开始大面积恢复播种，然而瘟疫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肆虐，甚至因为旱灾而饿死的人，还远不如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多。
31到32年间，陕北地区鼠疫流行，传播速度相当之快，除了刘之丹的陕北红军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敢于投身防疫事业，这也是陕北根据地在这段时间里得以迅速扩张的原因之一。
到了32年底，鼠疫刚刚褪去，从沿海地区传来的霍乱又开始肆虐，这时也是红军派出防疫部队前往关中各地给民众提供治疗，注射疫苗。
结合这时的背景，全国各地军阀之间激战正酣，所谓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民众疾苦，各级机关几乎陷于瘫痪。
别说治疗了，就是必要的预防措施都相当少见，甚至在某些地区，面对大灾当前，当地政府不仅没有积极救灾，竟然仍以丰年的标准征收赋税和军粮，自然激起了大范围的民怨，同时也让土共的影响力与日俱增。
时至今日，关中各乡镇虽不敢说全部成立了土共的工作组，但至少也达到了总数的六七成，仅此一项，从凤翔到潼关的运输便不用担心任何的运力问题。
但这些情况外界肯定了解甚少，所以阎西山也是真的毫无准备，压根没有料到共军会来得如此之快。
甚至在红军已然渡过风陵渡的时候，他的主力还放在了大同到灵丘一带，至于为何要把兵力安置在这里，自然与几个月前，时不时出现在晋阳的日本情报官脱不开关系了。
阎西山这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地主老财，在目睹了果军是如何被共军吊打之后，根本不敢独自找共军的麻烦，只要共军不来找他就要烧高香了，甚至前几年共军到晋省打了一把秋风